《法治周末》记者 杨代媛
今年以来，“数字经济”已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从基础设施、数据要素、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方面提出了11项重点建设工程，并提出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建立、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等目标。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再次被重点提及，报告中称，2023年中国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经济发展。
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其中明确，数字中国建设按照“2522”的整体框架进行布局，即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
3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根据该改革方案，组建国家数据局，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
有专家认为，种种信息表明，国家已经对数据这一产业进行全面布局，中国正走在属于自己的数字化道路上。
全国两会热议“数字”话题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围。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这是我国首份专门针对数据要素的基础性文件。今年全国两会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这些具有指导意义的政策接连发布，让数据要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数据要素市场、数字化等相关话题也成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委员重点关注的对象。
学界专家中，代表委员关注数据要素领域的人不在少数。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建议从加强顶层设计、统一标准，探索建立个人数据账户制度、尽快完善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或管理办法以及创新平台金融科技监管四个方面构筑金融科技数据治理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在《关于锻造我国数据要素底层科技竞争力的提案》中建议：在数据要素底层科技上加大投入，加快数据要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王国仁建议：制定更加积极的政策措施，扶持数据要素化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加大以区块链技术、隐私计算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科研经费投入，推动数据要素化的技术创新；打造数据要素市场产业链和供应链龙头企业，推动数据要素化市场的快速发展。
同时，企业界的呼声也令人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京东云事业部总裁曹鹏认为，我国供应链基础设施目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数智化”能力不高、供应链数据流通不畅已经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瓶颈。为此他建议，加大统筹投入，推进偏远和农村地区的供应链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美的集团CFO、美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钟铮代表关注到，大型企业在数字化方面的研发投入和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压力在加剧。她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应该为制造型企业数字化投入继续出台更多财税政策，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
此外，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还有涉及知识产权、AI运用、数字经济生态、特定行业发展布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数字法治建设、平台监管等各个方面的建议和提案。
国家数据局开启“新的时代”
在前不久刚刚由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国家数据局的组建备受关注。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延川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次全国两会委员们热议数字经济表明了“自下而上”力量的高涨，相信这股力量将推进我国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除了顶层设计和社会各界的热情之外，数字经济的长足发展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推动者，这个推动者就是新组建的国家数据局。
上海交通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渊副教授介绍道，此前全国各省市已经逐步建立起省级、市级的数据管理部门。截至目前，全国有18个省级数据管理部门，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浙江等地。但这些省级数据管理部门有的是行政机关，有的是事业单位，在国家数据局组建之后，这样的情况将有所改变。
“国务院机构改革后，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网信办和国家数据局的职能是非常清晰的，国家网信办主管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实际上国外的政府也有这样的机构，但他们并没有像我国一样成立国家层面的机构来主动助推数据的共享和利用。”何渊认为，国家数据局的主要任务就是让数据如何合法合规地流动，尤其是“让数据为实体经济服务”。
早在2020年，我国就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首次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写入中央文件中，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此外，数据也常常被比作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石油”。
据统计，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45.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39.8%，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二。在政务大数据方面，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截至2022年9月，全国已建设26个省级政务数据平台、257个市级政务数据平台、355个县级政务数据平台。
数字经济方面，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显示，过去5年，中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7%以上。
如何让数据这一新型“石油”得到更好的利用，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叶竹盛表示，组建国家数据局具有深远意义。“国家数据局的组建将会使数据权益的保障、数据安全、数据的利用等方面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叶竹盛告诉记者，此前的数据监管在执行上并不是特别清晰，存在多个部门交叉管理的情况，国家数据局组建之后，应该会在监管上更加清晰。
此外，他认为，需要解决数据带给人们的焦虑感，使自身的数据权益得到保障，这需要更高级别的专门国家机构进行调和。同样，王延川也认为，我国虽然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颁布了一系列数据法律法规，但缺少数据基础法律制度，同时我国的数字经济法律制度还很不成熟，因此国家数据局近期的任务应该是推进数字经济立法。
中国的“数字化道路”如何走
“要发展数字经济，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至关重要，而数字法治则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和数字经济相匹配的数字经济法律体系，难以发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降低数字经济安全风险的应有作用。”王延川认为，在立法层面应该做好以下准备工作：其一，整合目前散乱的数字经济法律法规和规章；其二，尽快出台数据基础制度法律；其三，构建数字经济基础制度和基本制度，在条件成熟时制定《数字经济法通则》，用以统率数字经济法律体系。
此外，复合学科的人才也亟须扩充。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凌寒表示，目前，国内已有47所科研院校围绕“数字技术+法学”的建设和研究开展平台或团队建设工作，相关研究机构达91家。在这些机构中，至少有27个研究机构为有关行政部门、司法部门或企业在科研院校设立或与科研院校共建。“以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为例，开创了数字技术+法治研究的新范式，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服务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的国家战略，推进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王延川告诉记者，目前国际上针对数字经济及其治理已经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美国的数字经济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头部企业带动，所以，关于数字经济治理，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主要依赖市场的自治规范、法院判决和机构监管，甚少关注数字经济立法。
欧盟的数字经济虽然不占优势，但其数字经济立法却在全球“遥遥领先”。去年出台的《数字服务法案》《数字市场法案》以其体系精密、规则可操作性强，备受各国“青睐”。但欧盟立法存在的问题是：一是过度关注安全风险治理，影响了技术创新和产业数字化转型；二是局限于数字经济具体领域的制度构建，未能探索体系化数字经济立法。
我国是数字经济大国，有得天独厚的数字要素资源和广阔的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应该在国际数字经济及其治理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数字经济及其治理的“中国方案”应不同于美国和欧盟的做法。王延川认为，一是以体系化数字经济立法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及其治理；二是在立法中坚持价值平衡，既要保护个人隐私、数字主权和国家安全，又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叶竹盛表示，数字法治是数字中国全面推进的保障，而目前我国的智慧法院、互联网法院、新技术在法治上的应用等做法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数字法治也是我们“弯道超车”的一个历史机遇。“数字法治、数字经济、数字政府三个方面构成了数字中国的整体，这就是中国数字化道路的特色。”叶竹盛说。
